我们是不是被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给骗了

1
我们村很小,几十户人家,鸡零狗碎地散布在一条小河边上。生活虽艰苦,但村里的孩子却都很爱学习——在这里,“读书改变命运”是每个家庭从小灌输给孩子的道理。

的确,读书的确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,比如大军。

大军和我父亲是同龄人,当年在焦作一家专科学校毕业后,被分配到洛阳的铁路部门上班。每年春节他带老婆孩子回来,我们这些孩子都会追着他那辆黑色的轿车跑。等车在家门口熄了火,大军便下车来和大家打招呼,给男人们递烟,他老婆则打开车子的后备箱,给女人和孩子发糖果——那是一种形状奇特又好吃的软糖,以前见都没见过,我总是剥开糖含在嘴里,再将塑料糖纸小心翼翼地装进裤兜。

等寒暄完,大军便拍着车门,高声喊着:“快下来,到家了!”后车门这才打开,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子便从车里走出来,眼神羞涩,带着些遥远的高贵气息。两个人上衣上面印着“101忠狗”的图案,那部动画片,我在我们家14寸的黑白电视上看过。

“还是上学好啊!”人群散开时,总会有人这么说。

大军每年回来,对父亲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。他当年和大军一起读高中,高考时差了几分;而大军迈过了一道坎,从此和他有了不一样的命运。傍晚的饭桌上,父亲说话的声调会比往常高出许多。他会兴致勃勃地讲起和大军一起上学的往事,讲大军如何勤奋,说他点煤油灯看书时,两只鼻孔熏得黢黑。

“人家大军是人,你也是人。你看人家坐办公室坐的,保养得多富态。你脸上的皱纹比篦子齿还稠,你都能当他爹了。”母亲挽起袖子坐在门口洗碗,调侃起了父亲。

我们姐弟几个就跟着母亲哄然大笑。父亲只好用一脸的严肃掩盖尴尬,对我们怒目而视:“不好好学习,你们以后就跟我和你妈一样!”

昏黄的15瓦灯泡下面,我看到父亲油光满面的脸,和鬓角翘起的几根白头发。

那几张透明糖纸后来一直被我夹在了一本残缺的《今古传奇》杂志里面。有时我会抽出来一张,压到姐姐的书本上面。透过糖纸,原先黑色的铅字变成了半透明的,四周增加了淡淡的彩色。

我反复打量着它们,像穿过胡同时感受到风一样,心头掠过一阵迷狂。

2
在村里所有的小伙伴中,和我关系最近的是隔壁大伯家的堂哥。堂哥只比我大4个月,从光着屁股时我俩就在一起玩。7岁那年,大伯和父亲骑自行车驮着我们,一起去邻村的小学报名。

从小学一年级开始,每次班级里举行期末考试,总是我和堂哥轮流当第一。那时,我们能想到的最有意思的事,就是“学习”。下午放了学,我们会爬到河边一个废弃的机井房上面,趴在混凝土浇筑的房顶,各做各的习题。有一年寒假前的期末考试,他依然是第一名,被奖励了一个精装笔记本,而我只拿到第三,领到一个文具盒。领完通知书和奖状回家,我哭了一路,觉得没脸面对父母。他默默地和我走在一起,很惭愧的样子。

小学四年级时,班里来了一个中年女老师教语文,听说是大队书记的儿媳妇。她只有初中学历,十几年没有摸课本,害怕读错了字被笑话,每次都点名由我和堂哥先来读课文。我读课文时故意飙高声调,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优待。

当时每天和我们一起去上学的,还有同村的张林。和我们不一样,张林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倒数几名。那时,我们三个是村里父母教育孩子的固定典型——当然,张林是反面教材。

一次,我和堂哥在大伯家院子里写作业,张林妈来串门,一见到我们俩,扭头就回去了。不大会儿,她拎着张林的耳朵,将他提溜到了我们面前,猛吐一口唾沫骂道:“没见你比人家少吃一个馍,你也跟人家好好学学!”

张林的耳朵被拧得几乎见到血色,他妈刚一放手,他立刻从一旁钻了出去,在院子里嬉皮笑脸地说:“我学不会,我真的学不会!”一副泼皮无赖的模样,边笑边朝门口跑。

张林妈大骂一声“X你娘”,抡起大伯家的猪食棍子就跑去追他。

张林精力旺盛,但从不放到学习上。他在自习课上用打火机烧女生的辫子,被老师惩罚在操场跑十圈,回来照样精神十足,和前后桌开着玩笑。他一点也不为自己的学习成绩感到羞耻,还给邻村的学生介绍我和堂哥:“这两个尖子生都是我哥们儿。”

我和堂哥面面相觑,脸上有羞涩,也有得意。

3
我和堂哥读完初中,又一起考进县城的重点高中。来到更好的学校,我俩身上的光环很快便消失了。但村里人已经将我们树立成了榜样,每次回家,都管我们叫“大学生”了,好像我俩考上大学是板上钉钉的事。

张林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,他先是去了昆山,后来又去了苏州,给袜子厂打包装,又在电子厂安装电视机零部件。

有一年,张林过年回来,请我和堂哥吃饭。他变胖了不少,头发剪成了流行的“燕尾式”。几杯酒下肚,讲起在外打工的艰辛和凶险:在服装厂裁裤角,夜里工作到两三点,他体力不支,半睡半醒地蹬机器,结果手指差点被机器绞进去。听着他的讲述,我感到眼前甚至有朦朦胧胧的烟雾升了起来。

高一时因为身体不好,我休学了一年,从此比堂哥低了一级。但两个人心里仍在较着劲儿,每次考试的年级名次就是参照物。

2005年高考结束,堂哥不负众望,考到了四川某农业大学,“211”。领通知书那天,半个村子的人都去了他家祝贺,还有人怂恿堂哥,“以后领个漂亮的川妹子回家”。

大伯脸上很有光,笑呵呵地说:“还得上学呢,可不能瞎搞。”

邻居西京哥说:“那能有什么?考上大学就是进了保险箱了,以后找个工作每月拿个万八千,吃穿不愁的。”周围的邻居都连声附和。

我也过去看堂哥。接过他的通知书,那烫金的几行字,看得我心跳加速。堂哥对我说:“明年就看你的了!你肯定比我强。”

第二年夏天,我考到了省里的一所重点大学。我努力不让自己显得太激动,拎着那个红色的信封从城乡公交车上下来,朝家里走。村头站着许多闲聊的人,大家争相传递我的录取通知书。那个暑假,堂哥因为实习没有回家,我给他打电话报喜,他乐呵呵地用四川话说:“等过年回去了,咱们好好摆龙门阵!”

我和堂哥仍旧像少年时代那样奋斗着:堂哥每年都会拿奖学金,我参加全国俄语比赛,取得了最好的名次;他本科毕业顺利考上了南京某农业大学的硕士,进了国家重点实验室,我次年考研成功,在最好的外语院校深造、出国学习;他研二那年顺利保送本校的博士,我硕士毕业应聘到四川的一所大学做老师……

我和堂哥在学业上“平步青云”,张林离我们的生活似乎也越来越遥远了,过年回家遇到他,也只是泛泛地聊几句。有时候翻起小时候的相册,打量着照片中的三个孩子,内心会不由地被一种知识分子的清高填满、随即膨胀。

我想,尽管我认定张林是我们的兄弟,但我们注定要和他过不一样的生活。

4
2013年8月,我成了一名高校老师。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,我惊讶了半天,给堂哥说:“我的岗位工资只有2200块。”

他也很惊讶:“怎么可能呢?”

此前,我俩对“大学教师”的想象是一样的——不错的薪水、高社会威望、自由的学术环境。我将工资表格截图给他,他发来一个无奈的表情。

堂哥为我未来的生活担忧,但他也帮不了我:他每个月的博士津贴只有2000块,而且还得抓紧攒钱——春节他就要结婚了。

我俩只能互相安慰,他说:“再等等吧,没准课时费下来发现还不错呢!”

又过了两个月,我告诉他,我们的绩效发下来了,平均下来每月能拿到4100元。他替我高兴,说:“不少了!你也是每个月有余钱的人了。”

我笑笑,心里却依然觉得不踏实。毕竟这些钱,每个月吃穿用度之后也没剩多少。

我像其他人一样,觉得自己也应该为未来的生活做点积累。于是在教书之余,开始熬夜做笔译。为了挣点钱,我几乎什么样的活儿都接:有时是文学作品、作家访谈,有时则是钻井报告、养猪场简介、医疗设备的操作流程。

有一次,我在网上看到广州一个翻译公司发布的兼职翻译招聘信息,酬劳很好。招聘信息最后让有意应聘者汇去90元钱,写清楚地址,他们会把资料寄过来。我兴冲冲去邮局汇了90元,等了好几天也没有收到资料——这才知道自己受骗了。和堂哥抱怨,他说:“读了那么多书,依然过不好这一生——说的就是你和我啊!”

其实兼职做翻译是一件苦差事。那些翻译公司从客户手里接活,一般俄译汉每千字报价220元左右,分派到译员手里每千字只给90元。我曾经仔细计算过,按照我的翻译速度,一晚上翻译2000字就是180元,这样每个月做十几天,也算是一笔收入了——不过和成都的房价相比,这些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我打开那些售楼的网页,看几次就心虚了,赶紧关掉,假装对房价一无所知。

尽管工程项目翻译赚得多一点,可我内心最喜欢做的还是翻译文学作品。我特别享受深夜里一个人静静翻译小说或者诗歌的时刻。

有一次,我反复阅读帕斯杰尔纳克的那首《夜》,翻译了其中的段落,写在了书签上:

“别睡,别睡,你要劳动,

不要停止创作,

别睡,你要和睡意斗争,

像飞行员,像星河闪烁。

别睡,别睡,艺术家,

不要向梦境屈服。

你是永恒的人质,

时光的囚徒。”

有些文章自己读起来很喜欢,就动笔翻译、投给杂志社,这些都是纯粹为了满足精神追求才做的事,毕竟,在邮局等一个上午领50块钱的汇款单,也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体验。

5
堂哥结完婚,和嫂子一起在南京租房子住。有了家庭后,开支增加,堂哥生活也更加拮据起来。

有一年,他获得了国家奖学金30000元,很开心地和我打电话。我问堂哥:“这笔钱准备怎么花?你不带嫂子出去旅游一趟?”

“还旅游?”我听见电话里嫂子立刻插嘴道,“你不知道你哥多么小气,每回我提议说,咱们出去玩一次吧!他老是对我说:咱们门口的下马坊公园还不够你玩的?先把周边的中山陵、玄武湖、大钟亭这些免费的看完再说吧。”

我哈哈大笑,知道嫂子并没有真生气。后来又打电话,听说他们拿这笔钱交了房租,总算“好钢用在了刀刃上”。

我们都盼着堂哥早点博士毕业,赶紧参加工作。但毕业那年,当他把西北某“985”高校的工作邀请拿给自己的导师时,导师意味深长地望着他,问:“这样的学校你也愿意去?实验室那么差,你打算在那里待一辈子吗?”堂哥立刻就退缩了。

他知道,导师其实希望他留在本校。不过,留校的前提是博士后出站,他自己也觉得应该拼一把。

回家和嫂子商量后,堂哥申请了中科院的博士后,实则还是在南京的实验室做研究。他们两人都非常喜欢南京,盼望再奋战两年后,可以最终留在这座城市。

“博士后毕竟每个月有6000多元的工资呢,加上你嫂子的工资,生活小有盈余。”他在电话里重复着这几句话。我不知道他是在宽慰我,还是在宽慰自己。

我也支持他再闯一闯:“毕竟你们还年轻,也不着急买房子。”可事实上我知道,当时嫂子刚刚因为意外流产,花了一笔钱。

不过,在电话末尾,他心情突然愉悦起来,对我说:“我们也是有车的人了!”

我猛地一惊:“你们这时候买什么车?!”

他嘿嘿笑着说:“是电动车。我们算过,两个人坐公交和地铁花费太高了。现在我骑车带着你嫂子,到我们学校我下车,她再自己骑到公司。半年就可以省出一辆电动车的钱!”

我听着他的生意经,又惊讶又觉得感慨:“哥,你有没有发现,以前我们打电话整天谈学习谈人生理想,现在每次都在谈钱。”

他哈哈大笑,笑完两个人都觉得有点凄凉。

6
在我和堂哥逐渐感受到生活不易的这几年,村里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不知是哪一年开始,周围村镇的人陆续做起贩卖假烟假酒的生意。我曾听三伯绘声绘色讲过这一行当的生意经:他们有的和当地烟草局搞好了关系,将真品和假冒烟酒掺在一起卖;有的在门口挂上“礼品回收”的牌子,等附近的顾客拎着别人送的高昂烟酒过来之后,趁人不备迅速将其调包,然后故意开低价,使得对方带着假烟酒离开;有的直接租很小的店面开空店,只要有买家来询问,他们便从地下室或者附近的单元房里调假冒烟酒过来。

烟酒本来就是暴利行业,加上其中掺杂的假烟假酒,村里很多人都像出水的公鸡——抖起来了。没多久,家乡的人就纷纷在城市买了房子,过年回家,那些名贵车辆把村里乡里的道路堵了个水泄不通。

那年回老家,顺发叔就坐在村头的楼板上,我拉着行李箱从那儿经过时,他正对着驶过去的汽车念叨:“晋、鲁、冀、鄂、皖、新,乖乖,咱们村是要把烟酒店开遍全中国呀!日他娘的,现在谁还管它违法不违法,这年头能挣到钱就行。”

我和他打了个招呼。他笑着问我:“你的车呢,大学生?”

对这类问题,我和堂哥避之不及。明明已经毕业多年,村里人见面依然喊我们“大学生”,只是现在这称呼已经完全变了味,成了某种甚至都不算隐晦的嘲讽。

如果是在十几年前,村里人大概要对做假烟假酒生意的人背地里吐上三口唾沫。但现在,他们只会在闲聊时比较谁家的店面大、谁的存款多。最近几年,烟草局加大了惩治力度,我们附近几个村子,每年都有人因为这个在外地被抓。可村里人似乎已经看淡了“犯事儿”、“蹲监”,他们会说,为了挣大钱,能担得起风险的,那叫“本事大”、“有种”。

于是,很多初中没有念完的孩子,也被家里人从学校喊回来,托关系、求亲戚,只为送进那些烟酒店,做个收银员。

三年前,东风哥的儿子苇子辍学回家,因为只有16岁,东风哥找人谎报年龄办了个身份证,让儿子去给一个亲戚家看烟酒店,不料被抓去判刑一年半,一张大饼脸瘦成了苦瓜脸。他出狱后的那年冬天,一向心善的凉婶儿在我家门口玩,看到苇子远远走过来,问了几句他在监狱里的生活,可并没有警告他“以后违法的事儿可不敢干了”,而是叮嘱他:“今后小心点,别做柜台,这样出事了跑得及。”

张林也是在这场烟酒风暴中发迹的。从工厂出来后,他先是跟着二舅买卖烟酒,生意顺了就开始单干,接着又雇人开起了分店。

7
尽管生活逼仄,我内心的理想主义还时断时续地燃烧着。在大学工作了两年,我觉得自己还应该再读一下博士,提高点能力。况且,在高校里工作,读博也是早晚的事情。

没想到跟堂哥说了我的想法后,他却劝我慎重点。

那时他博士后即将出站,因为找工作,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:形势早已不同于两年前他预想的那样,他一次次坐上火车去面试,一次次被拒绝。有一次他面试完,才知道人家早就决定了录取院长带的博士生,只是为了凑够3:1的招聘资格,他和另一位博士才收到通知,坐火车过去当“炮灰”。

“有个饭碗就不错了,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了。”电话里他的嗓音十分疲惫,像跑了三座山的夸父。

但我始终没能战胜那自命圣贤的念头,还是报名参加了考试,并且辞掉了工作。备考的日子艰难而痛苦,我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心无旁骛地学习,因为总有这样那样的生活琐事牵扯着我的精力。收到博士录取通知时,我百感交集,想想未来几年的生活问题,头皮有些发憷。

我给堂哥打电话说:“我考上了。”

堂哥沉吟了下,说:“你保重吧。”

我们俩都没再说什么,也丝毫不觉得意外。我早就不会因为拿到录取通知书而惊喜万分,他也不会像曾经那样恭喜我。

辞职离开成都前,我将两三年熬夜翻译、写稿子挣到的12万元拿出来,借钱加上贷款,买了一间40平米的小房子——我预感到自己读书期间会把这笔钱花掉,心想,不如用这种方式逼自己一把。

签合同时,售楼小姐告诉我:“银行审批下来大概要三四个月的时间。”我笑着回答她:“我倒宁愿它晚点批下来。”因为审批成功就意味着要开始还房贷,而我还不知道第一个月的房贷在哪里。

六月底,堂哥给我打来电话,说他的工作确定了,去河北的一所师范大学。

“有人才引进费吗?”我急切地问。

“现在好点的学校哪还有这个,只有科研启动费5万多元,分5年发,每个月大约1000元。”

“那临时宿舍有没有?”我语气有些游离了。

“别想了。每个月给几百块钱租房补贴。”他的声音更低。

尽管如此,堂哥还是决定去了。然而学校有规定,新引进的人才会分批进,他要接着等。

堂哥决定去石家庄后,给张林打了个电话——张林的烟酒店就在石家庄,以后可以经常见面了。张林接到电话特别开心,说一到石家庄就赶紧见面,“我现在在西安”。

堂哥漫不经心地问:“你跑西安干嘛去了?”

张林支吾了半天,才含含糊糊地说:“现在不是房子都在涨嘛……我来看房子……”

张林当时在石家庄买了两套房子,已经属于“限购”行列了。听说西安也马上要限购,他和几个朋友赶紧去了那里,准备抢一套做投资。

那天晚上堂哥又和我聊天,聊完,两个人都心情沉闷。我在出租屋待着,看了会儿综艺节目,感觉异常烦躁,躺在床上一遍遍地刷着微信朋友圈,突然跳出堂哥新发的状态,是一首摘引的古诗:

王濬楼船下益州,

金陵王气黯然收。

千寻铁锁沉江底,

一片降幡出石头。

8
堂哥和嫂子决定把所有东西从南京先寄到老家。当然,也包括那辆电动车。他们找了一辆顺风车,花200块钱把电动车拉回了老家,准备以后带到石家庄去。

两个人原打算在老家一边安心等工作安排,一边迎接孩子的到来。堂哥还有两篇论文在修改,准备投一下国际权威的植物学杂志。可几个月过去了,工作通知迟迟不下来,而嫂子因为身体原因,第二次流产了。

这次意外给堂哥的打击很大。两边的父母都不在家,他一个人在医院打理照顾,强忍住不去多想,不和嫂子目光对视——他怕两个人都会忍不住放声哭出来。

“又有一张卡上的钱花没了。”堂哥给我发了一条微信。

我当时正在校外给培训机构代课,一节课100元,还没有领工资。代课是偷偷做的,我怕导师知道了会生气。毕竟对于一个博士来说,这么宝贵的时间应该用在科研工作上。我虽然纠结过,但很快就把自己说服了:学校每月给博士的生活补助是1250元,而我每月的房贷就要交1890元。不做兼职,我连饭都吃不起,哪有力气翻书呢?

所有没有工作的博士生几乎都是这么做的,大家在走廊里遇到也经常会互相问询:“今天没去做兼职?”

代课生活持续了半年,春节过后,工作结束了,我又一次陷入了经济危机中。借了几次钱,后来一个朋友建议我:“你为什么不在网上开个俄语辅导班呢?”我灵机一动,不久将有全国俄语专业四级考试,我可以开个四级语法辅导班,教学相长,也能有点收入。

我怀着激动,在微信里编辑完招生广告,要点“发送”时,迟疑了起来。我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自尊又席卷而来,思虑再三,我只是将招生广告发给了曾经教过的学生,并特意屏蔽了导师、以往的同事和同学。

点击“发送”的一刹那,我百感交集:感谢微信朋友圈还有“不给谁看”的功能,它就像我身上的最后一块“遮羞布”,让一个读书23年的博士生保留住仅有的一点“体面”。

“直播授课”进行了一个月,每天半个小时。我招收了50名同学,大都是昔日自己的学生。我不好意思多收钱,每人40元,最终挣到2000元,还了当月的房贷。毕竟是自己喜欢的事情,学生们认可,我也做得很有动力。但也仅有那一个月——很快要四级考试了,我又得寻找新的门路。

堂哥和嫂子同样面临着吃饭的问题。虽然在老家,也还是免不了日常消费。没得到通知就贸然去石家庄有些不明智——房租本身就是问题,嫂子失去孩子后,身体弱,无法立即找工作,而堂哥自己又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工作。

真的,他读了二十多年书,除了做研究,还能做些什么?

堂哥不写论文的时候,也会在网上做点小兼职。他曾经向我推荐过一个翻译网站,别人把需要翻译的中英文小句子发过来,一群在网上做兼职的网友开始抢单,翻译一条1元钱。

他开心地告诉我:“有时候一天可以抢到30多句话。”

我听他这样讲,依稀想起几年前,邻村有人给村中无事可做的妇女分配串窗帘珠子的工作。二大娘眯着眼睛挑着绣花针,坐在桌子旁边一丝不苟,一天半可以挣10块钱。

这种联想让我觉得心酸,我只能尽量对堂哥说点乐观的话:“那你们这个还是比我做俄语笔译挣得多,我翻译1000字才给90块钱。”

有一天,堂哥和嫂子大概确实是闲得无聊,看到村里农闲的妇女去别人承包的地里砍白菜,于是灵机一动:为什么不去做点体力活挣钱呢?挣一点是一点。

两个人来到白菜地里,干了一天就做不下去了——村里的妇女嘻笑着,四处招呼同伴:“都来看呀!博士生都来砍白菜了!一个博士生,一个大学生……”

他们回家后,互相搂着哭了很久。堂哥后来告诉我:“还是在咱们小时候这个村子里,还是那些邻居。只是你都不知道,兜里没有钱,你该怎么从他们身边抬头挺胸地走过去。”

9
2017年1月份,堂哥终于如愿到石家庄入职,嫂子也进入学校的附属单位工作。但紧接着他们就面临着石家庄房价暴涨的现实。

“赶紧买一套吧!再不买就买不起了。”他的同事们都善意提醒他。

于是,堂哥这样一个木讷、迟钝的知识分子,发动所有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,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借到了50万元,加上自己和家里的10万元积蓄,付了一套60平米商住房的首付款。

暑假时,我从北京回家,顺道去石家庄看他。没聊几句,他就告诉我:“今天晚上我要请你和张林吃饭,你可一定要陪好他,这次买房子他出了大头。”

说着,他从钱包夹层抽出一张小纸条,说:“这张纸条值50万。每天我都拿出来看看,简直就是压在我背上的大山啊!”

我望着他眉头紧锁的严肃相,忍不住无奈地陪着笑。接过纸条来看,一张小小的黄色便签纸,上面工工整整写了很多人的名字:某个亲戚的2万、大学同学的3万,同事借给的1.5万……

当时得知他筹款时,我刚还了一个月房贷,卡里的余额不足四位数。我想了想,从朋友那里借了2万给他。这张纸条上也写着我的这一笔,后面加了一行楷体备注:急,优先还。

张林借给的钱最多,15万。

看完这些数字,我也觉得呼吸困难起来。抬头问他:“你现在每月工资多少?”

“3800。”他面无表情,眼睛直直地盯着我,像在宣判什么一样。

我轻轻摇着头,无论如何不能相信。有一瞬间,我突然很抒情地想:他可是读了二十多年书的博士后出站人员,是国家斥巨资培养的高等科研人员,未来国家发展的主力军啊。

“再等等,会好的。”我又搬出当年他安慰我的话,安慰他。停了一会儿,我又说:“给你们说个笑话吧!前几天我教过的一个学生,在北京请我吃饭,问起我在大学里的工资,他说,老师你来我们公司吧!我们公司实习期的工资就是你工资的两倍多……”

我的这个笑话引得三个人一阵含泪的笑声。

嫂子后来叹气说:“不要比较了。你们是知识分子嘛,应该安贫乐道。”

我望了堂哥一眼。他端起碗,把碗里的啤酒一口喝干,像悔过一般,低沉的声音从被压迫的嗓子眼里传出来:“我怎么觉得,咱们这些年被读书坑了呢?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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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权归作者所有, 作者:人间theLivings
来源:https://www.douban.com/note/683203352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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